生平简介

 

李昰应（이하응）生于1820年，卒于1898年，字时伯，号石坡、海东居士，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人，本贯全州李氏（王族），是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李熙（朝鲜高宗）的生父、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他早年被封为“兴宣君”，1864年其子李熙即位以后晋升为“兴宣大院君”（흥선대원군），因此通称为“大院君”。在当时他被尊称为“大院位大监”或“国太公”。兴宣大院君先后3次执掌朝鲜国政，权倾朝野。而他与其儿媳闵妃，即朝鲜历史上知名的明成王后（명성왕후）之间持续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也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末朝鲜的政局。

1）集权（집권）过程

 

李昰应12岁丧母，17岁丧父的落魄王孙，青年时期一度十分不幸。21岁（1841年）时成为兴宣正，1843年被册封为兴宣君。1846年成为綬陵迁葬都监的代尊官后，后又作了宗亲府的有司堂上，五衛都摠府的都摠官等闲职，在安东金氏的擅权政治（세도정치 ）下怀才不遇。哲宗在位时期，安东金氏擅权，对当时的李氏王室和宗亲们进行各种统治和威胁。因而，李昰应被迫自保，和当时被称为“千河张安”的市井无赖（시정의 무뢰한）千喜然、河靖一、张淳奎、安弼周厮混，过着破落户（파락호）的生活。而且，他还常到安东金氏家门前乞讨，被嘲笑是“纨绔子弟（궁도령）”。他通过这种和市井之人厮混的生活体验庶民民生，明白民众的愿望。并且，作为乱世之中的出色政略家（정략가），拥有了将来处理国政的见识的他还认识了当时宫内地位最高的长辈，曾为翼宗妃的赵大妃。他和对安东金氏深怀怨恨的赵大妃的亲侄承侯军赵成夏交好。并以自己和赵大妃的姻亲关系（인척관계）接近赵大妃，令赵大妃同意将其第二个儿子命福作为没有后继者的哲宗的王位继承人（왕위계승자）。

 

1863年12月初，哲宗驾崩，郑元容将李昰应的儿子李命福（高宗）册封为翼成君，继承翼宗大王的大统。赵大妃扶持年仅12岁的高宗登上王位，自己垂帘听政（수렴청정）。赵大妃于1866年令高宗亲政。兴宣君在高宗即位后被封为兴宣大院君，作为国王之父掌控了朝政。

 

2) 与明成王后的对立和政治激变

 

他为了牵制戚族（척족）的权势而在府大夫人闵氏的推荐下，从没落的骊兴闵氏中挑选出高宗之妃。但是因为完和君的问题却和明成王后的关系破裂，从日常对立演变成无法和解的政治对立。

 

明成王后成长起来后说动了想要脱离兴宣大院君影响的高宗,驱逐大院君的势力.最后以崔益铉上疏弹劾大院君为契机成功地将兴宣大院君的势力驱逐出政界。

 

1873年11月，昌德宫的大院君所使用的独门被高宗以王命封住了，他因此不得不下野。下野后的他原本应隐居于杨州直谷的，但是大院君对政权的执念以及对明成王后的情感十分激烈。此后每次一有机会就谋划回归政界。

 

1881年，因《朝鲜策略》的颁布导致全国儒林展开了指责闵氏戚族政府的开化措施的斥邪上疏运动。此时，李昰应拥立自己的庶长子载先，甚至还掺和到欲谋求大院君重掌政权的安驥永的国王废立阴谋当中。

 

1882年，壬午兵变时，因为捧糧米(봉량미)的问题而引发都捧所事件的乱兵来到云岘宫前，要求介入政局时，李昰应应王命入宫收拾事态，宣称避出宫外的明成王后已死，重掌政权。

 

但却因为清朝的介入而导致事态恶化。大院君被清朝带走，不得不在被幽禁在保定3年。此后在1885年2月，李昰应和就任朝鲜通信事务全权委员的袁世凯一起归国后也未曾放弃对政权的执念。

 

闵氏政府在签订《朝俄条约》后与俄罗斯亲近起来，1886年，李昰应勾结满怀不平的袁世凯，1887年拥立李昰应的二儿子李载晃，意图重掌政权，但最后失败了。之后，在1894年东学农民运动爆发时，高宗请清兵助剿。日本也于该年6月派兵入侵朝鲜，并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要求。被拒后，日军于7月23日攻占朝鲜王宫，挟持国王高宗，解散闵妃集团把持的亲华政府，另派人进入大院君府邸，扶植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成立亲日傀儡政府。日本将朝鲜政府拉入其阵营之后，立刻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与清朝争夺朝鲜的控制权。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8月10日，进驻平壤的清军左宝贵等部率军渡大同江南下到达中和附近时，大院君事大的野心热中沸腾，任其爱孙李埈镕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阳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非常诚恳，却阴与中国结托，策划阴谋，与在平壤清军暗通，表里相援，企图擒捉日本公使。日本也只是暂时利用大院君，同年11月逼其下台。

 

此后大院君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但在1895年的明成王后弑害事件（乙未事变）中，大院君再次被日本人推上前台，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扑朔迷离、未有定论，总之大院君再未掌权。1898年2月大院君李昰应逝世。1907年8月26日上尊号为“大院王”，谥号“献懿”。

 

3) 十年改革的成效 

 

政治上，大院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排挤安东金氏的势力，甚至连曾扶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也一并排斥。由于大院君的势力已相当牢固加上他的精明果断，这两大外戚权贵势力迅速被逐出朝廷。大院君在政治方面作了如下的改革：首先，他缩小备边司，从议政府中分离出三军府，将行政权与军事权相分离，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军事效率的目的，有利于加强国防实力；其次，他下令刊行《大典会典》、《两铨便考》、《六典条例》等书籍，明确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规范；再次，他宣布“四色平等”、“以才择官”，不分阶层党派，破格提拔人才。特别重视吏治建设。

 

经济上，大院君改革还谷制度，下令在5道实行社仓制，同时废止只有平民纳税的军布制，改行户布制，规定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必须缴税，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并使民心归附。

 

思想文化上，大院君打压儒林，下达“书院撤废令”。由于书院已成为地方两班贵族势力扩张的基地，亦是避役者的巢窟。这些都不利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更使得阶级矛盾大大激化。而且大院君也对书院儒生议论国政非常反感。这也招致了儒林士大夫的非难，并成为其下台的原因之一。大院君还严厉镇压宗教势力，包括西方传来的天主教(천주교)和国内新兴的东学道。他对天主教的迫害(박해)尤为剧烈。大院君还发布“变服令”，大幅度简化衣冠服饰，将长袖改为窄袖，以便对内提高行政效率，对外便于上战场打仗。

 

对外关系上，大院君厉行闭关锁国政策，只与清朝一国往来。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朝鲜火烧了前来要求通商的美国商船；同年九月，法国以朝鲜杀害法国传教士为名入侵朝鲜，史称“丙寅洋扰”；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美国侵略朝鲜，史称“辛未洋扰”，两次“洋扰”都被朝鲜军民击退。

 

4）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大院君新政的许多政策客观来看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是维护百姓利益的，这自然与他的身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这些仅仅建立在封建社会（봉건 사회）基础上的改革无法拯救已经走向衰亡的朝鲜王朝。虽然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当中，大院君领导下的朝鲜军队打败了法国和美国的军舰，但西方势力的大举东来并不是他个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大院君以加强专制主义(전제 주의 )中央集权为核心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十年改革不仅使朝鲜失去自主开放和实现近代化(근대화)的机会，更为他自己埋下倒台的祸根。而且，大院君的改革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朝鲜王朝的颓势，由于大院君大兴土木和加强军备，向农民索要太多，咸镜道稳城等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