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春天，我在校园里找到一片有树阴的草地躺了下来。偶然间抬头一看，发现树上刻着‘绝望’两个字。我吓得跳了起来。……我对照齐克果的《致死之病》译文读了又读。”

前翰林大学教授池明观（82岁，照片）是一个正直的基督教徒和知识分子。他在自传中画出了一个经历殖民地争夺、分裂、战争以及与独裁的斗争的知识分子的自画像。他说：“我是勇敢地面对现实，还是闭着眼睛逃到所谓的知识世界，为这个二选一的问题苦恼了很久。”

1924年，他出生于平北睛州。对他而言，光复的喜悦只不过是另一种绝望。由于左右思想意识对立严重，他不得不与如同父亲一样的老师诀别。而看到在残酷的战争中精神失常的大学同学，他自问是不是个正常人。

他原是一名文学青年，但以4.19革命为契机转变成参与社会的知识分子。1964年7月，他离开大学讲坛，在张俊河先生创办的《思想界》担任主编。当时，《思想界》是韩日协定反对运动的中心。但作为轻易不言败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反对韩日协定的张俊河还是一个对时代变化灵活应变的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张俊河为迎接“韩日协定时代”，将池明观、金俊烨（前高丽大学校长）等三人派往日本。

在日本的10天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在去美国留学和游览中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逃避让人窒息的维新政权，于1972年到日本留学，此后，在东京度过了20年的岁月。

“知识分子不会被自己的思想意识左右。要从在那个社会如何实现博爱的角度出发评价知识分子。要思考从什么人的手中解放人民，要与谁相抗衡。”（《思想界》1966年9月号）

1973年5月，在日本《世界》杂志总编安江良介的劝告下，他开始以“T·K生”的笔名撰写《来自韩国的通信》。让人对笔者产生无数猜测的《通信》直到1988年3月才全部完工，持续了15年。该《通信》起到了向全世界宣传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和独裁政权反对斗争，并通过基督教网络与国际援助形成联盟的作用。

池明观说，回忆起激动的岁月，对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全体主义批评哲学：“一切革命都是失败的革命”更有感触。

“为何韩国政治家一旦执政，就想方设法引起别人的反感，鼓励他们推翻自己，而不是默默地为国民服务。无论是谁，只要掌权，就放弃循序渐进的改革，立马成为追求新时代的革命家。不久后，新势力因自己提出的口号，受到了审判。”

池明观在这本书中对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说：“克服家长权威主义体制对革命抵抗势力这一非妥协性对决格局的民主主义非常重要。他们要克服把对方分为敌我双方的时代。”